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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咬人兼自噬的制度怪兽

2010年11月3日

冉按:我一直认为我们国家的制度是许多灾难的根源,因此我用各种事实来证明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制度是头咬人兼自噬的怪兽,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像这样缺陷多多的制度,不加以改进,实在是对人之尊严和权利的侵犯。2010年11月4日6:46分于成都

我一直认为比较好的制度演进——亦即是哈耶克意义上的制度演进和发展,而非谁有天大的本事来“设计”一套完美的制度供人们马上享用——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模仿,即仿生学意义上的制度演进。众所周知,生物界的生物链就是大家互为依靠、互相制约,没有谁有免于制约的权力,即使是百兽之王也不行。换言之,比较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演进,那就是它吸收了大自然生物链对人类的启示,意即权力再大的个人或者机构,都没有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进一步说,如果制度是专制独裁制度,总有人和机构成为免受制衡的漏网之鱼,这个制度就是在打破人人必受制衡和监督的社会“生物链”,其无法公正、公平、公开、透明运转就是必然的,最终会导致任何人的权利都因同受捆绑而受损。

绕了这么一大圈,我是想说目下中国人所生活的社会制度,就是一个失衡和破坏社会“生物链”的专制独裁制度。这个专制独裁制度,使得上至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下至普通人同受捆绑,同样失却尊严和自由,也就是我常说的“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六十一年来,不仅百姓无辜死亡几千万,就是中共高层的亲人朋友包括自己,无不遭受诸种虐待,有的甚至惨死。刘项之争中,项羽将刘邦的父亲当作人质,以作为与刘邦争斗的砝码,哪知“革命家“刘邦竟说你要剁我父亲的话,“幸分我一杯羹”,还以“为天下者不顾家”为己任。这样的事,并不只是中国古代才有,到了中共得鼎后,可谓变本加厉。如邓小平不顾其妻兄蒲承统的死活,被关押到狱中服毒自尽;周恩来不顾其弟之岳父馬雋卿之死活(周之母长期居住在马家),使他在烈日下被批斗而毙命;毛泽东更是直接说他父亲幸好死得早,否则会被划成富农而遭镇压。一个制度糟糕到自己亲人都保护不了的地步,可能还不算最坏的,最坏的是连所有人都必然受害,咬人兼自噬。

大家都知道,利己而不损人,是人与人之间最佳的博弈状态,亦即多赢。其次是损人利己,这虽然在道德上有可议之处,但在良好的法律制度许可范围内,依旧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你损人利己也就罢了,最不可解的是,不少人玩损人不利己这类“负和游戏”。这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你咬人自然不对,但还有个冷血的利己理由,但你自噬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事实上,四九年后的独裁专制制度,不仅无度地咬人,而且有无所不在的自噬倾向。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整人者,人恒整之,固然是普遍现象。但问题在于,专制独裁的“制度设计”,使得所有人同受捆绑不说,也没有任何人能逃脱专制独裁的巨大黑洞,对于人之肉体和灵魂的吞噬。从远的来说,许多地下党不辞千辛万苦奔赴延安,到头来都被诬为“红旗党”,四川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邹风平被打成“红旗党”特务,绝命自尽诗是:“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至死都不明白,是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专制独裁制度,必然置人于死地的宿命——南京刚一解放,毛泽东就批示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可见这个制度的咬人兼自噬是一惯的,不是什么“慈亲”——而“冤死慈亲手”的想法,和上个世纪八十年许多人平反后,感激整自己的这个制度一样,只有用患了愚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解释了。

从中期的事实来说,独裁专制制度,没有任何人有安全感,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刘少奇、林彪的惨死,并非是独裁制度下的例外,而是此种制度的必然。就像毛泽东死后,不管官方把他包装得多么光鲜,但有一个不为大家所注意的身份是“反革命家属”——打倒“四人帮”后,江青到死都是个“反革命”——也就是说,天安门所谓的“毛主席纪念堂”,你如果说它是“反革命家属纪念堂”,也是有事实依据和道理的。你想一想,一个为建立独裁制度立下“殊勋”的最高领导人,到头来也被他参与创建的这个独裁制度吊诡地戏耍了一把,而许多人去参观“反革命家属纪念堂”而不自知,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连毛泽东这样拥有绝对权威的人,其下场也竟是个“反革命家属”,还不能向那些“沉睡不醒”的官员们透露一点独裁制度的真正实质吗?

从近期的事实来看,独裁制度的咬人、互害兼自噬特性,也是非常明显的。陕西伤残军人胥灵军被饿死,广西信访办退休局长上访,湖北警察集体维权,大庆国安十年维权不果,湖南“共和国卫士”熊灿辉惨死等,都证明着这个制度除了咬人之外的自噬特性,因为这些人本身从事的工作,就有一定的“害人”特性,但吊诡的是,他们也因此成了这个制度自噬互害的牺牲品。有许多为独裁制度添砖加瓦,甚至过度发挥其毒性的军警人员和官员,都怀着非常侥幸的心理,以为自己永远是吃糖的人,肯定不会倒霉,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透专制独裁的本质。你还没有受害,是因为从概率上讲还没轮到你,并不表明你一定躲得过这个制度造就的普遍劫难。很多人靠着侥幸心理去害人整人,为眼前的可见利益超水平发挥,全然不为自己留点做人的后路,等到自己倒霉的时候,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比如枉法整治《南方都市报》的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其被调查整治固然是共产党内部一惯互害甚至是政争的思路,当他忽视法律来整治“南都”的时候,他哪里知道自己也有这样被走法律审判形式,却缺少实质正义的可悲下场呢?

体制内的官员包括负责一线维稳的警官,有不少人很少想像到自己倒霉后是个什么样子,以为自己可以笃定地靠住这个体制发大财,以为自己永远没有被这个制度收拾的后顾之忧。其实这都是对这个制度的咬人、互害兼自噬认识不够所致。从概率上讲,任何人都有可能被专制独裁制度所害;从事实上讲,的确也有许多人受害的例子,但有不少总以为自己是上帝选出来的幸运者。事实上体制内官员之间的倾轧乃至互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因为利益冲突太大太过直接,所以官员的互整比没有规矩的黑社会更黑。纪委的双规成了悬在官员头上的利剑,当你被纪委双规带走的时候,你再大的官也会感到有些无助。想保你的人可能因为有所顾忌而不伸出援手(有的甚至可能趁机落井下石),传媒不会帮你忙,舆论不会替你说话,法律对你没有用,民众甚至还拍手称快,你也得不到任何一点道义支持(因为没谁敢说自己当官而不贪,只是不查你而已),因此双规中有不少人失踪和自杀,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有过被双规经历的官员可能会说,双规真是太无法无天了,但我要告诉你,是专制独裁制度成全了这样的无法无天,而且你在遭难以前也是极力成全这个作恶制度的一份子,最终你被它所收拾很难说不是咎由自取。

概而言之,独裁专制制度既需要你与它一同犯罪,同分一杯羹,在体制内扩大利益受众面,以利其专制统治;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各个官员都当作人质,让你腐败,但你得听我的话,听我的话还不成,还要看你能否跟对人,跟对人还要看运气好不好,否则勿谓“双规”不来也。也就是说,在专制独裁制度下,所有官员都在玩轮盘赌,自己哪天倒霉,没有体面与自由,这是说不清楚的事,因此大家才会看到各级官员为什么好风水、喜八卦、学周易(进国学班主要学这个),和不少佛、道界的掌门人往来密切。独裁制度下的不安全感是普遍的,是互相的,变态维稳就是普遍不安的体现,维者和被维者都有恐惧。当重庆移动原总经理沈长富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提交议案《关于加强网络规范管理,构建健康网络环境的建议》,建议“给所有电脑、手机都装上监控软件”、“网络游戏分时开放”的时候,他哪里知道他会成为自己变态维稳建议的牺牲品和笑柄。沈长富这样的国企领导,显然对独裁制度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他想为独裁制度出点头、挣点表现,趁机往上爬,自然会受到民众的强烈非议,但他哪知早有黄雀在后觊觎他这个重庆移动公司总经理的肥缺。在这个年月,要想为独裁制度强出头,玩绝活,到时候玩火自焚的例子,是很多的。可惜没有多少官员在整人在维稳时,为自己留条后路,总认为自己是集各种幸运于一身的“特选者”,永远不知道自己被点的死穴在什么地方。

最后让我用一个原郯城公安局黄山派出所所长、三级警督陈卓的例子,来给包括警官在内的官员们,继续伸说一下独裁制度的咬人兼自噬的特性。这位叫陈卓的三级警督,为自身权益上访,我们应该支持。但我想说的是,他是否曾经想过自己也有今天,恐怕大部分包括警官在内的官员,可能都不会这么想。但问题是,谁也不能保证你永不受伤害,哪怕你奉公守法也不行。也就是说,在独裁制度下,你想做个十足的良民而不得,因为任何时刻你的权益都可能无辜地被非法侵犯,而得不到任何救济和公正。由于陈卓是警察,他上访当然还是得到了一些普通民众没有得到的照顾,他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虽然他没有参与过截访,但在当派出所长期间也处理过上访问题,‘没想到多年后我们成了上访的。我们是警察,截访的人才很客气,要是老百姓,早就让安元鼎那种公司扔进车里,遣送回去,办学习培训班了。’”但他最终能否获得公平正义,夺回自己的正当权益,那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更具讽刺意味的事还在后头,“10月9日国庆节后第二次赴京上访期间,陈卓收到一条短信,称:‘狗日的警察,你们也有今天!平时作恶、治人,现在小心你们领导弄死你们。’”看清楚了吧,民众都知道这是个咬人、互害兼自噬的制度,包括警官在内的官员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2010年10月29至30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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