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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为何就像监狱?

2008年12月4日

从繁华都市的居委会老大妈线人,到偏僻乡村的村庄积极分子;从大城市铺天盖地的天网工程,到学校教育从小的告密教育;从专业跟踪盯梢他人自由的特务,到可以不亮证破门而入的查夫妻看黄碟的警察,无不使人感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是一座大监狱。不安全感,不只是经济不稳定下的失业、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吃不起饭,而且你还有随时丧失人身自由的危险。王怡说做人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人生而自由,立地就是人要有栖身的私有财产。但现在中国民众的财产权都是浮财,因为对于土地你只有有限使用权。正是基于此,那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理念,在中国甚为淡薄,把公民私房当作随便可自由踏入的菜园,因此你即便住在家中,也是类同半个监狱。至于你出了家门后的不安全感,被他们有罪类推的实践当作嫌疑犯的概率,当然是很大的,那更是一座广大而无形的监狱。也就是说,在中国,你不要以为你被关进去,才叫进了局子;你被拘留了,才叫生活在不自由中。其实,你就是看上去走在大街上或者住在家中,都是不自由的,正可谓监狱无处不在。

前不久我写篇《大学里的极品告密者》,主张对告密者作法治教育上的惩罚,将他们告上法庭,让更多的人知晓告密有多么违背做人底线。这里面除了杨支柱兄的一篇《告密是否道德,不可一概而论》有相当的法理及道德讨论外,很少有真正深入的讨论。更有甚者,说我叫杨师群老师将学生告上法庭,是毁了学生,是压制了学生的言论自由。我要简单地说,大学老师的讲课有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这应该是个普遍的学术和教课原则,这毋容置疑。为什么要维护老师在课堂上的言论自由,改天我写专贴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学生当然有探讨问题的权利,与老师平等争辩的权利,但不表明你有向公安局、教育主管部门告发之权利。大学生都不是小孩子,应该深知在中国社会的告密,给当事人带来的危害。大学生不是小学生,是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人。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事,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给老师带来的伤害,特别是产生的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深加考虑。大学告密本身在官方的倡导下,已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有的学生甚至以得到这种潜规则的青睐为荣。官方提倡告密,对中国的危害,尤其是对中国教育的危害影响至深,这应该是一个普通的常识。

官方是以培养职业学生在学校闹事和告密,并以搞乱社会起家的,所以他们深知学生这股有理想但不够冷静的势力,是如何可以拿来利用的,因此四九年后对学校尤其是大学实行铁幕管理,有目共睹。而在发生八九事件后,对中国大学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来尽量榨掉仅有的一点大学精神。软的一面,搞高校扩招,把高等教育完全搞成一个收费的教育产业,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垃圾科研经费的颁发,来最大限度地笼络高校老师,使高校老师近乎集体失声,不仅没有思想和学术原创,而且对糟糕的社会问题闭口不谈;再者对学生严苛管理,政治课的愚弄,辅导员制度的管制,还安插无所不在的“信息员”(线人)以便给管理者打小报告,只要能弄住学生的招数,无所不用其极。

最近我又读到湖北大学数学系的创举,即每个人都有机会当秘密警察,把另一个人当作潜在的嫌疑犯来对待,使得大家都处在人人自危中度日。在这等环境下,他们当然“听话”、“安分守己”,但大学是什么地方,仅仅是“听话”和“安分守己”的地方吗?没有比监狱更听话,更安分守己的地方了,他们正是这样来管理大学,来培养学生。据《湖北大学一班级新班规:同学抽签暗中监督他人》一文报道,这种无所不在的监督计划,还被叫作“小天使计划”。这和任何邪恶的举动,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一样。无度盘剥人民者叫“为人民服务”,摧残学生、使学生在恐怖中度日的计划叫“小天使计划”,这简直是辅导员制度下的班主任尤俊桥的“创新产品”。尤俊桥也许会因为他这个“创新产品 ”获得提升,甚至会因此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也未可知,在中国是什么“人间奇迹”都能无耻地创造出来的。几年下来,这些互相伤害而又自害的学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特别是心理上、道德上),真是不敢想像。他们这样做事,除了他们是受害者且是自害者以外,只有学校特别是尤俊桥是最直接的获益者,或许他“ 吃糖”的机会将有所增加,但愿我这样的猜想是小人之念。

中国大学的质量为什么越来越糟糕,当然拜我们糟糕的政治制度所延伸出的教育制度之赐。大学里面党棍横行,行政干部统治天下,教师实用主义成风,学生只为文凭读书者不在少数,这样的大学教育,你能指望其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起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吗?大学是学问勃郁、思想原发的地方,但像中国官方这样把大学搞成监狱的管理和教唆方式,只能产生一大批学术垃圾、奴才和告密者。

2008年12月4日8:38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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