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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2008年03月12日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对内和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不自由大为相关。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制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

一、改革开放成就得益于政治的大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当然,政治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否则这个经济成就也不可能实现。有人曾问我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什么?我说,主要是三个:

第一,财富的巨大增加,这个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人自由大大地扩展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是多么地没自由: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新中国初期有一句话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也有称“国民党把人变成鬼,解放军把鬼变做人”。但在改革开放以前,这个“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现在呢?你找工作有自由了,可以当干部,考公务员,可以下海,自己摆个摊儿,干什么都行。到外企也行,出国也行,旅行也有自由。现在谁都可以出国,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出国必须审批,批来批去要一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以前,买东西也没自由,这要票那要票的,许多东西干脆没有。现在,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所以,中国人的自由大大地扩大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第三,对内对外的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我们加入了WTO,加入了好多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国际组织里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内,我们也越来越多地跟国际接轨。比如,从1840年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以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现在大体上解决了,我们承认要学西方。我们的法律很多都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包括很多重要的观念,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呀、法院呀、律师呀,什么证监会、银监会呀,什么宪法呀,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所说的“大体上解决”,也就是没有完全、彻底地解决,还是会有人打问号的。我想指出的是,像要不要自由平等这个问题,执政党到现在都还没有松口。在中国,自由多多少少还是跟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说宪法、说法制、说人权,但说得并不痛快,说得别别扭扭。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强调我们在学习西方上还是有点问题的。当然,今天毕竟已经跟毛泽东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二、不好解决的问题:政权还归于民

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还有问题呢?在一党制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了冲突,老百姓的利益就没有了,只有执政者的利益。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首先一个例子就是所有的高级干部几乎全都是党员,但这个在宪法里头并没有类似规定,为什么中国只有少数党员才能治理,为什么党外人士不能当干部?再比如反贪污,反贪污你要是反到他们头上那你就倒霉了。有些人不明白,天真得很,我帮共产党反贪污,这不好吗?但一旦你做了,那你可傻透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一个叫郑恩宠的律师,他就是揭发检举周正毅的,周正毅被判了16年,他也被判了好几年,给他定的是泄露国家机密罪。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不能够碰它的利益。你要反贪污,它自己也想反,你要反了陈良宇,它自己也挺高兴的,但你反了一个它不想反的人,那麻烦就来了。这样的例子一多,至少说明这个政权还没有完全还归于民:它可以允许你发财、创造财富,这是很自由的,但是有一个限度,你不能跟它的利益有冲突。所以,要说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区别在哪儿?区别就在这里!不过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它不是很简单的,不好解决,而且它不完全是共产党的问题,实际上跟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都有深切的关系。因此,不能说共产党一还权于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中国就民主化了。在中国,上下关系深受传统的皇帝和臣民关系的影响,要改变它,绝非短时之功,好几代人都在努力。现在,这种改变加快了、加大了,每天都在进行,各种维权的行动、互联网上的意见、新闻的报道,都是一个教育老百姓、教育政府的过程,在多元博弈中大家开始明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制。

法制就两个字,但真正做是很复杂的事儿。全世界能够走上法制的国家少之又少,像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个法制国家,它打个官司要十几年,那就等于没有法制,这个官司有什么用处?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印度这样的民主还不如没有。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比印度搞得要好,经济搞得好那关系就太大了。印度还有人挨饿,马路上有要饭的。中国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饭,要钱。北京的乞丐你给他个馒头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他就是要饭、要吃的。你知道什么叫要饭吗?就是肚子饿。新德里就有饥饿的问题,但中国没有饥饿的问题,这当然大不一样。印度我去过两次,我觉得印度比中国差得太远了:它有民主,但它这个民主发挥的是民主的坏处,没有发挥什么好处,它没有解决民族、宗教这种纠纷。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印度没有这种方式,它只有表面的选举。结果,原先打的今天还在打。你看印度的暗杀,从甘地开始,甘地、尼赫鲁的女儿,一个接一个地被暗杀。我们民国初年也有暗杀,以后就没有了。文革整死那么多人,也没有暗杀过。现在,执政党内无论怎么分歧怎么矛盾,但不搞暗杀。因为一旦搞暗杀就不得了,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世界不能破坏。斗归斗,下台就平平安安下台,My cc98, my home.下台也还活到了 90来岁,这些都是进步。从中印差异来看,我想强调的是:经济的进步是最重要的,有了经济的进步,它就会推动老百姓想民主、法制这些问题,否则,肚子没吃饱,你想什么呀?首先想肚子。

三、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

至于如何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应该是全世界都接受的一个普世价值观,这中间可能有一点儿中国的特色,但它的基础是普世价值观。什么是普世价值观?平等自由是最基础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对此,中国上下的认识并不一致,尤其是上层还没有完全想通。有人说今天的中国道德滑坡,我想如果真的是道德滑坡,那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是个“假话政治”,它老是讲假话,你道德怎么好得起来?温家宝叫大家说真话,说真话当然重要。那好,上头先说真话给大家作个表率,但是,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至少上头是不敢公开说真话的,因为,没有一个说真话的环境,更准确地说是没有一个鼓励说真话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你却叫人说真话,谁敢说真话?像我们这些傻瓜蛋才说真话,我们说真话基本上就是和习惯一样,说真话就是习惯嘛。所以,道德的缺失、没有信用、骗人,这些都跟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当然,我们也看到,执政党它也很难,因为它舍不得跟过去一刀两断。

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浮夸风。那时,如果你不浮夸,你就得挨整,那是很危险的,因此大家都得浮夸,一直到这个问题严重得根本下不了台,就是付出了饿死3000多万人的巨大代价才得到纠正。如果能说真话,会死这么多人吗?浮夸、说假话,教训惨重:抗战八年才死了2900万人。

所以,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系,政治好不了,道德也上不去。如果外国一个总统他说假话,是要下台的。大家眼睛都盯着总统,你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你怎么能说假话呢?

四、发展模式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

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环境也不是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的经济增长达百分之十几呀,你拿出几个百分点环境就治好了,正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力量加强了,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治理环境了。先发展后治理这条路是很对的,我们就是走的这条路。你先发展起来了,现在有人力、有技术,就缺个决心,你下个决心就把它治理了。从客观上讲,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你穷的时候想干什么都不行,没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技术。你看看北朝鲜那个样子,它干什么都不行。现在中国可以说干什么都行,有钱了你干啥干不了?有污染的厂说关掉一些就能关掉一些,因为也就损失经济增长的几个百分点嘛。现在,我们全国治理环境的费用是五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却增长了十几个百分点呀,我再拿两三个百分点,那一点儿不难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经济问题不是大问题,能源问题也不是问题,环境问题虽然是个问题,但不是出在客观上,因为它既有办法可以解决,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出在你不下这个决心。

所以,对于有人所说的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系,为什么?比如,现在我们的税收增加得太厉害了——2007年,我们的税收增加了30%,GDP只增加了11%,物价涨疯了——但是政府的开销没有限制,老百姓没有权力监督它,拿老百姓的钱买汽车、盖豪华楼、出国旅游,等等。而且我们的政府收税还不让普通纳税人知道:其实你一打电话就收了税;你在超市买东西发票一打出来就收了税;你付水费、电费这些都是有税的;连你坐出租车都有税。而在外国,政府都告诉纳税人:价格多少钱,税多少钱,是分开的。

当然,如果仅仅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正在慢慢地改变:过去主要靠廉价劳动力,现在慢慢地变成靠技术、靠分工,这样劳动力的价格很快就上升了。最近这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得非常快。举一个例子,中国现在客运航空的安全居全世界第一,这说明技术非常好,因为这个安全它是一个综合指标——硬件、软件、人员、素质、纪律——哪一方面出问题安全就表现出来了。这说明,我们要想干就能干好。我们的煤矿它老死人,就是没人管,而我们的飞机就有人管。可以说,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靠技术挣钱的阶段了,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生产出很多很复杂的产品,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开放的环境,老百姓都会自己去钻研,自己就上去了,而用不着什么号召的。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渐地转向从技术和社会分工来挣钱的模式,原先的低成本劳动发展模式正慢慢地让位给印度、孟加拉国,还有越南这些国家,因为它们的生产成本比我们要低。

如果发展模式不仅仅指经济发展模式,而是指国家发展道路,那么,政治的改变,既是前提,也是根本。

五、和谐就是法制

对于创建和谐社会,我完全认同。现在我们社会有什么地方不和谐?如果说有什么不和谐,那就是有人侵犯你的自由。正是在这个层面,我认为:和谐的问题在于利益的划分。至于有人把和谐说成是要取得全球化与民族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什么的,那都是骗人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每个人的利益要得到保护,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和谐了。设想,即使你有了全球化,你有了传统,你有了发展,如果你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当别人侵犯你时你却不能告状,你到法院去人家拒绝受理,这怎么和谐得起来?那种情况下,就只有上访了,只有去游行,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社会和谐的可能了。因为,有些人不遵守法律,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和谐的问题其实可以说是法制的问题,和谐就是法制。利益怎么划分,是法制来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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