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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大嘴事件”:89岁的老人讲了真话

2008年01月19日
   年高89岁的画家吴冠中近日开讲,他说:美术界大部分画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作品情怀和境界上不来;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人事派别之争)导致几十年里中国美术实际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创见,美术成了政治的工具,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垃圾箱式的环境里,艺术家泛滥,空头美术家、流氓美术家很多,好的艺术却出不来了;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艺术教育,还有艺术场馆、大赛评奖、市场,全方位都有问题,而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南方周末》1月10日)
   这些带刺的话语,响亮地激荡着耳鼓。老先生真是敢言,敢言人之心中或许都有却未必能够说出来的话。美术家的情怀问题、美术团体有否必要存在的问题、艺术的身价问题、创新问题、艺术家的命运问题——问题意识在艺术家渐渐老去的时候,真实地浮现出来,并以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措辞方式表达出来,让人感佩,让人叹息。

   不谈具体的作品,也不论其是不是懂得中国文化,仅就吴老先生上边谈到的诸多问题,我相信,这些问题确实是困扰并将继续阻挠中国美术发展的桎梏。也可能,老先生的某些见解有些偏颇,比如把画院美协统统比做妓院,说得有些痛快有些过火。但某些见解的激烈掩盖不了思想的光芒,或者干脆说,很多话之所以强调到极致,就是要以这样的“过度表达”来引起注意。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耳朵变得娇嫩起来,不再能够听得了“不一致”的意见?艺术云者,不就是在不断地坚持与抗争中生发、成熟起来的?如果连允许质疑的勇气都没有,最多只配做一个独裁式的“艺术家”。

   观诸吴冠中“大嘴事件”,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像这样应该成为常识的大实话,要一个已经89岁的老人来激烈地表达?而且老人在表达时,不自觉地表现出壮怀激烈的意味。那些青年才俊哪里去了?那些中年精英哪里去了?大家既然已经投身艺术,为什么不能同时投入一份热忱、投入一份责任在其中呢?联想2006年、2007年陈丹青先生关于美术教育方面措辞激烈的批评,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激动之余,往往也看到了这个领域的空泛和苍白。

   其实,诸如上边的提问,也不过是聊以自慰的说辞而已。大家都在利益的局中,真正愿意打破平衡的,只能是无所顾忌的那些人,不再打算在这里混的那些人。陈丹青,原本就是海归,与国内美术圈子若即若离;而吴冠中,一是“我都这个年纪了!”二是人家本身就是法兰西院士,跨国的。

   几乎可以想见,吴冠中的这些言论会使他招致如何猛烈的还击——那样的情形,在他此前抨击美协画院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预演过一次了。尽管那一次美协领导人的回击过于拙劣,居然以如果取消了美协,政府安排的大画将何以组织来应对,但毕竟表明了态度。这一次,可能因为话语打击面更大,因而招致的回应可能更大更激烈。也好,早就应该撕破这样的一团和气了,吴冠中说得好,创新不能讲和谐。不然,如何发展?

 
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
去年年中,吴冠中“以奖代养”、“取消美协、画院”等言论激起轩然大波,相关机构纷纷反击。沉默了几个月之后,吴冠中在家中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吴冠中如是说——
◇教学评估检查——是个劳民伤财的活动
◇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
◇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了
◇观念之争——全是站在自己饭碗上
◇艺术市场——很多沙子将会沉下去
◇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

“我说的是真话。我这个年纪了,趁我还能说,我要多说真话。”89岁的吴冠中挥舞双手,激动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记者刚一落座,吴冠中就省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身材消瘦、安静温和的吴冠中像是变了个人,脸色发红,声音洪亮,双目放光,话锋直指中国美术界存在的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
这一聊就是3个多小时,89岁的吴冠中先生没喝水,记者也没喝水。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

   南方周末:您反复强调,中国艺术水平不高与画家的文化水平偏低有关,为什么?
     吴冠中:当年我女儿在浙江大学学工程,后来转到艺术学院,发现文化课要求想不到得低。文化水平低决定了大学只能培养出工匠,培养不出艺术家。美术界大部分画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作品情怀和境界上不来,这是我的心里话。
   南方周末:中小学美术教育是欣赏、普及,大学时期的美术教育呢?
吴冠中:大学应该把好苗子招进来,再因材施教。对报考美术学院的学生,老师和家长应该给他讲明利害,学美术等于殉道,将来的前途、生活都没有保障。如果他学画的冲动就像往草上浇开水都浇不死,这样的人才可以学。
   现在的情况是,教育产业化,大学扩招,学艺术的学生大量增加,他们就是为考个大学,学校多收学生多赚钱,但将来学生毕业,社会容纳不下这么多搞艺术的,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很担心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现在大学里的好老师多吗?
    吴冠中:现在很多大学老师不称职,一定要毫不客气地淘汰。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我读大学时,老师对学生往往是一个对三个,现在一个老师对40个学生,就是有好老师,这么多学生他哪里顾得过来!现在大学都搞综合化,理工科学校都在搞美术学院、艺术学院,老师要评职称,学生要拿文凭,都掏钱在刊物上买版面发作品,很无奈。
   南方周末:和您一样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的李仲春在台湾开了一家美术咖啡馆,在咖啡馆里和人聊天,教人画画,他培养的艺术人才超过了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50年里培养的人才,成了一个奇迹。
   吴冠中:这种教学方式大学应该吸收进来,就是自由教学,师生之间直接交流,这种教育比课堂教学好。
   那样的咖啡馆也是一个学校,虽然它不发文凭和学位。全世界很多美术家都没有学位、文凭这些头衔,什么艺术硕士、艺术博士,都比不上作品。
   南方周末:在前年的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上,许多艺术院校的校长院长都提到教学评估检查,这个制度让他们很头疼。
   吴冠中:这个是劳民伤财的活动,评估过程中有人际关系等等好多因素影响,不能彻底执行。对艺术院校的考核,没有人才,不出作品,再搞什么制度都没用。
   南方周末:在目前您还能做什么?
     吴冠中:只能说是尽自己的力量,凭良心搞创作,说实话,影响、帮助别人。我对现在的美术教育很悲观。

一大群不下蛋的鸡

   南方周末:现在还有哪些国家养诸如美协、画院这样的官方艺术组织?
     吴冠中:全世界可能就中国有吧。国外协会也有很多,但它们都靠作品生存。美国不养画家,法国只给一些有才华的穷画家提供廉价画室,而中国却有这么多养画家的画院,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
   南方周末:您为什么对美协和画院不满?
     吴冠中:美协和作协一样,是从苏联借鉴来的。改革开放以前,美协是画家的绝对法官,甚至可以决定画家的命运。现在美协机构很庞大,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很多人都跟美术没关系,他们靠国家的钱生存,再拿着这个牌子去抓钱。很多画家千方百计地与美协官员拉关系,进入美协后努力获得一个头衔,把画价炒上去,这种事我见多了。
   南方周末:您希望取消美协和画院?
     吴冠中:美国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说,科协制度不取消,中国的科学上不去。美协也是这样。你问问那些加入美协的人就知道了,进美协要靠哪些东西——根本不是看作品好坏,这个机构变成诈钱的机构了。说白了,艺术创作是个体劳动,和组织、集体没关系。从中央到省、市,画院养的那些画家,出了什么作品?该不该养画家?要不要养一辈子?哪些画家是该养的?哪些是不该养的?这些都是问题。画院里有一级画家,二级画家,这些是怎么评出来的?弄得画家都在拼这个头衔,却没有好的作品出来。我的意思是,这些头衔都不要了,画院取消,根据你的作品来颁发大奖,这样画家也好,作家也好,他们精力才能用到作品上去,才能出好作品。
   现在有一个文化部,还有一个中国文联,它们的很多功能是重叠的,这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吗?
     我的意思非常简单:文化部只能一个,你就是服务,制定制度,其他的,让民间组织去搞,谁的作品好,你给奖给钱。现在的体制,搞作品不如搞人际关系,都走这样的路,作品就没有了。
   南方周末:中国画院院长龙瑞反驳您,没有画院这样的机构,谁来搞“国家重大历史题材100年”这样的重大创作?财政部为这个项目拨款一个亿。美协和文联的官员在回应你的批评时说,他们给您发请帖您也不参加活动,您对他们的工作不了解,美协和文联还是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吴冠中:你可以调查一下,所有的美术家对美协、画院是什么印象?他们起的作用在哪里?他们为艺术的服务体现在哪里?他们的活动就是搞展览、大赛、评奖。大学扩招成了他们来钱的机会。我每天家里收到的杂志,都是些乱七八糟宣传自己的,这样搞就跟妓院一样了,出钱就给你办。
   现在,画院偶尔给政府完成某个项目,画一些历史画,画家就忘了艺术是什么,就去打工了,出来的产品往往都是垃圾。
   美协、画院每年都搞采风,一大帮人都去采风,大张旗鼓的,电视台、报纸记者跟着,拍几个集体画画的镜头,花好多钱玩一趟。真正的采风不是这样的,你悄悄去民间采风,体验风土人情,了解民生疾苦,是很艰苦的。
   真正的艺术家都是苦难中成长的。我说,社会不养诗人、画家,艺术家没有吃过苦没有感情和心灵的波动成长不起来。
   南方周末:如果美协、画院继续存在,理想状态是什么样的?
     吴冠中:能够提供好的服务,主事者人品要好。现在掌权者都是办活动的人,很麻烦,他懂一点艺术,可总搞政治。如果他完全不懂艺术,人品好,对艺术家反而很客气。
   画院应该养作品,画家可以流动。有的画家不错,画院可以临时资助,给你比较简单的生活条件,你来完成你的作品,作品很好,高价买下来;作品不好,你走,换别人。
   南方周末:“以奖代养”能够解决出艺术品难的问题吗?
     吴冠中:“以奖代养”只是一个想法,具体实施起来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原则是对的,至少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好作品出来太不容易了,一个美术家一辈子能出几个好作品?因此我说要大奖,出作品就是国宝。一张好画的奖金,可以养画家半辈子。但现在国家给的奖不够,像科学方面的奖励有500万元。文化部给艺术的奖只有3万,还是日本人捐的钱,我觉得很耻辱。

创新不能讲和谐

   南方周末:在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独大了几十年,有过真正的“百花齐放”吗?
     吴冠中:没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就是现实主义一枝独放。文学、诗歌到美术都是现实主义,所以,像林风眠和我都被长期冷落。鲁迅讲过,政治与艺术是矛盾的。赵丹讲过一句,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以前骂他是放了个屁。权力都在外行手里,他们拿了这个权力瞎搞,不是现实主义的都是洪水猛兽,统统被打倒在地。
   南方周末:新中国美术史基本是由“央美”和“国美”的两个派系构成,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吴冠中:现在艺术风格恐怕都不明显了,过去非常明显,“国美”前身国立艺专时期,林风眠彻底把巴黎美专的那套教育搬到中国,有西方古典的基础课,也有现代主义的;徐悲鸿的“央美”,完全是搞现实主义的。当时两校的教师也好,同学也好,相互不屑,门户之见很深。
   南方周末:但大家也承认,1980年代之后,“国美”人才辈出,“央美”基本缺席。1990年代以后,两个学院出的人都不太多。
   吴冠中:对。“央美”一直坚持徐悲鸿的现实主义,很顽固。“国美”出人才的根源还是林风眠的教育思想开放,艺术现代性比较高。
   现在呢,相互融合,去国外的人多了,国外的好东西都能够看到,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将来真正的画家,我觉得很可能是从民间出来的。像马蒂斯他们都不是从美术学院出来的。为什么呢?他们没有约束,有的是自由。现在学校里规矩多,搞艺术的人麻木了,把自己的感情消灭了。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过去几十年里苏联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
     吴冠中:苏联的音乐、文学都不错,惟有美术很奇怪。我开始以为是意识形态的缘故,西方故意贬低苏俄的美术成就。现在来看,它在美术创造上确实没有新的东西。我个人不喜欢俄罗斯的画,不是说它庸俗,就是觉得它没感情,画的都是物。
   像以前被我们奉为大师的列宾,也是借西方的脸画俄罗斯的故事,变成俄罗斯了不起的画家。我在法国时,重要的画家我全都知道。后来回央美任教,有人问我有没有列宾的画册。列宾是谁?我不知道,可国内到处都是列宾。后来看《法兰西文艺报》,一整版介绍列宾,开头就说,“提到列宾,我们法兰西的画家,恐怕谁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
   南方周末:现实主义的影响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吴冠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在几十年里,美术界把现实主义提得很高很高,根本不允许百花齐放。
   我认为照相发明之后,现实主义必定要消失。我很不喜欢照相。后来看到摄影作品中有了艺术的意识,我鼓掌。看了石少华到非洲拍的照片,照得像画一样,我很喜欢。我鼓掌的意思是,现实主义该垮台了,该百花齐放了。
   南方周末:新中国美术史上的那么多艺术争论和派别斗争,背后真正的焦点是美术观念之争,还是人事派别之争?
     吴冠中:我觉得人事派别之争是主要的,艺术之争是表面的。这些争论、斗争导致了几十年里中国美术实际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创见,美术成了政治的工具。
   比如我讲“笔墨等于零”这个问题,学国画的人,只能是手艺,只能搞摹样。现在钢筋水泥,不要你摹样了,他得保住饭碗,最后就变成了派别之争。我觉得悲哀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些人全是站在自己的饭碗上讲话。
   南方周末:但您也提过“创新是斗争,不能和谐”。为什么?
     吴冠中:毛泽东讲过,推陈出新。陈旧的,阻碍美术发展的东西一定要拆,你不拆,它不倒。政治上是这样,艺术上也是这样。凡是创新,都是斗争出来的。
   我搞了一辈子美术,没有搞斗争。作为艺术家,我自己尽量搞我的作品,走我自己的路。我现在从我的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出发,凭良心讲话,但还是有限,不能敞开了讲。 

价格是个心电图

   南方周末:中国艺术品市场这几年非常火热,美术作品屡屡爆出高价,你怎么看待?
     吴冠中:我觉得很多是泡沫,有些人可能有钱了,就投资艺术品,但他不懂艺术。画家就利用这个机会拼命炒作,抬高自己的身价。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过一段时间很多东西将被淘汰,很多沙子将会沉下去。最有趣的是,现在有的美协主席,他在位时作品就贵,他一下台马上就跌了。
   南方周末:这个市场也给了您好处,您成为在世的画家中画价最高的一位。
   吴冠中:还是市场炒出来的,很多收藏者为了盈利、套现,联合拍卖行、买家一起炒,有的还联合画家、媒体一起炒。这个价格跟我关系不大,因为那些收益归他们。
   有一个拍卖会,把我的作品拍得价格很高,大概几千万吧,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你的一张画到了几千万了,我说这个是心电图,不准确。我一点没有高兴的感觉,这个钱不属于我。而且我的那些画是不是真正的好东西,还没经过历史考验。坏处倒是来了,现在市场上我的假画越来越多了,我也管不了。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市场对美术创作的影响?
     吴冠中:市场也有一些好处,它让画家能够离开体制生存,坏处在于市场会把画家定型,专门画好卖的。西方的画廊也是这样,我包你的,你不许改变风格,你一变我就卖不掉了。相当多的画家为了卖钱,炒作越来越厉害。
   南方周末:所以有人说,现在对画家来说,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吴冠中:对。你画得好,市场可以承认你;你画得不好,你可以选择进入体制混一辈子。有的人左右逢源,既在体制内拥有权力,又享受市场的好处。但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垃圾箱式的环境里,艺术家泛滥,空头美术家、流氓美术家很多,好的艺术却出不来了。
   像我吧,现在画画就是出于热爱,钱对我没有意义,我不需要。他们是玫瑰,我是腊梅 
   南方周末:您一直强调生活和艺术的关系,但美在生活中并不多见,美术并没有走进大众生活。
   吴冠中:不但是民众,甚至高级知识分子对美也不理解。我有一些亲戚朋友,他们专业知识很强,可家里的工艺品、陈设布置等等,非常庸俗,不可理解。
   最直观的就是,中国人家里电视都放在客厅,但在美国和欧洲,很多人家电视机放在卧室里,客厅里挂画,摆雕塑,这就是区别。
   中国的艺术教育功能,一直藏在大学里边,没有跟社会生活发生关系。中国美协和画院这些官办机构,他们没有拉近普通人的生活与艺术的距离。
   我们生活中的美感也很少,我们的建筑大部分都很难看,北京修了那么多高楼大厦,偶尔也有单个建筑很美,但整个街区环境却很差。
   南方周末:国外民众离开学校之后,通过哪些途径与艺术发生关系?
     吴冠中:他能够从城市建筑、设计、日常细节上感受到艺术之美。另外他可以去博物馆、美术馆……就连商店的橱窗摆设都很有美感。他的生活无时不与艺术发生关系。中国的情况呢,商店里主要的橱窗都是尽量摆放最贵的商品。
   以前,我和国内的一些作家参加国外笔会,有个活动,参观博物馆,外国作家看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就某个物品进行讨论,我们的作家一窍不通,无聊地转来转去。
   这几年,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越建越多,硬件越来越好,但你收藏了很多垃圾,许多东西是走后门凭关系送进去的。现在一些国外美术馆,经常有中国人主动送画,回来就宣传炒作自己。
   所以说起来,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艺术教育,还有艺术场馆、大赛评奖、市场,全方位都有问题,而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
   南方周末:您还有一个论断也比较让人吃惊,中国美术比非洲还要落后,为什么?
     吴冠中:我们以为非洲艺术很落后,后来我到非洲一看,他们吸收了很多西方现代艺术,反而比我们现代很多。我们的人为障碍使我们落后了。
   南方周末:您谈到艺术里技术是基础,境界最重要,可以诠释一下吗?
     吴冠中:这个境界就是感情的真实。技术只是一个手段,学技术比较容易。情怀是多年的人格,多方面因缘修来的结果,这个是最重要的。
   南方周末:您和朱德群、赵无极,三位同学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您怎么看待你们的差异和人生选择?
     吴冠中:院士之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也不羡慕这个院士。后来法国人选择我当了院士,我很意外。我和他们是同学,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国外发展得很好,我替他们高兴,他们在法国自由地开花,是法国花园里的玫瑰花。我回到祖国,面朝黄土背朝天,是鲁迅作品里写到的腊梅花。
   我是这么一步步苦出来的,这样的经验也只有我有,生活和命运造就了我的作品。
   南方周末:您老讲艺术格调,这个格调是什么?
     吴冠中:艺术就是真性情。

“我不想像其他退休的人那样,天天养花、遛鸟、打牌、下棋。现在我器官老化使不上劲,但我的思维和情感还很饱满,我坚持画画写文章,读书看报,我内心还有很多东西要表达。”吴冠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吴先生的家在北京方庄,一套小四居的房子,室内只铺了地砖刷了白墙,客厅中间是一树含苞欲放的老梅,墙上挂着两幅画。

  60岁,首次公开展

   “没有改革开放,我现在恐怕跟今天宋庄的那些画家一样,生活在城市和艺术边缘。”吴冠中说。

   1978年3月,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西方画展——“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全国各地的美术工作者齐聚北京,有人甚至卖血挣路费到北京看展览。

   应中国方面要求,展品都是在法国排不上号的二三流作品。聪明的法国人把他们的现代派作品制成大照片,作为附录呈现,结果看照片的人比看画的人还多。

   这个展览给吴冠中带来了好运气。刚刚从下放地回北京的吴冠中,在自己任教的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破教室里举办了自己的个人作品展。那些到美术馆看完法国画展的观众,接着就走到王府井看吴冠中的展览。坐在教室里的吴冠中,看到了夹杂在人群里的华君武。这位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领导看完画展,在没有人时,拍了拍吴冠中的肩膀:“比法国的好。”

   因为反响热烈,中国美术馆主动与吴冠中联系,商量给他办个人画展。此时,吴冠中的留法同学赵无极、朱德群,已经在西方艺术殿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吴冠中却才办了自己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作品展,当时的吴冠中已经60岁了。

   吴冠中感慨,自己的作品还有公开展出的机会,这真是个奇迹。“我觉得自己的作品是真诚的,做画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作品有发表、展出的机会。我的作品有两位观众:一位是我下乡劳动时的老乡;一位是欧美的高层次艺术家。我希望他们都能点头,鼓掌。”吴冠中说。

   在农村劳动的日子里,农忙之余,农村生活和高粱、玉米、南瓜等农作物都成为吴冠中画作的内容。不识字的几户邻居都来看稀奇,指着晾在院子里的一张张画说,“哎呀,很像”。看到吴冠中自己满意的画时,他们的评价变成了:“哎呀,很美。”

“很像”和“很美”的区别,让吴冠中很惊奇,“那么抽象的画他们也懂。和那些政治家的评判相比,我更相信农民的结论。农村生活牢牢地提醒我:艺术一定要扎根于人民。同时,作为中国艺术家,我一定要和国际上的艺术家比较。”
   1979年4月的吴冠中绘画作品展,以及后来的巡展确立了吴冠中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

   见吴冠中的画卖得好,又是法国留学生,日本西武百货店画廊的老板着眼于东京的巴黎博览会,干脆出钱让吴冠中回巴黎写生,次年在东京举办了“吴冠中画巴黎画展”,其中的一幅油画《巴黎蒙马特》以104万港币售出,创下了当时中国油画拍卖最高价格记录。

   1991年7月,吴冠中接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1992年,从来不办画展的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了“吴冠中——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画展”,还出版了同名画册,BBC电视台还给他拍了部专题片。

   博物馆办画展,观众创下记录。《先锋论坛报》的艺术主管梅利柯恩(S.Melikian)冒雨从法国赶到伦敦,看了画展后采访吴冠中,之后在《开辟新航道的中国画家》一文里把吴冠中称为“数十年来现代画坛上最令人惊喜的不寻常的发现”。

   时过境迁,吴冠中忘了英国王储剪彩开幕的荣耀,却记住了在大英博物馆门口照相时遇到的一个观众。“那位老太太握着我的手说:‘我看了你的画,全看懂了,我非常喜欢。’遇到这样的老太太,我心里很安慰。”

一辈子争议

   “说真话、讲真话是鲁迅给我的影响,我用几十年的人生去实践这一点。”从初中起,吴冠中就喜欢鲁迅,他一辈子都想说真话,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才有了说真话的机会。

   说真话是有代价的。1951年,吴冠中刚从法国回来时,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在弘扬现实主义的央美课堂上,他大讲绘画多样性,还把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3铁箱画册拎到课堂上,大讲波提切利、尤特利罗、莫迪里安尼等西方美术经典。  

   在随后进行的整风运动中,有学生打报告,揭发吴冠中在社会主义的课堂上宣扬资产阶级文艺观,背叛现实主义搞形式主义。院长徐悲鸿在全院教师大会上说:“自然主义是懒汉,应该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不久,美院的人事科就通知吴冠中,让他办理调职手续,去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

   课堂上不能说真话,画画也不自由。吴冠中画了一个农村劳动模范戴着大红花的作品,却被美院的同事认为是形式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丑化了工农兵形象。改来改去,怎么改都不行。吴冠中只能放弃人物画,改画风景。画风景也有麻烦,有人批评他不为政治服务,不务正业,后来幸亏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说,风景画有益无害,吴冠中才得以幸免。

   改革开放让压抑了半辈子的吴冠中敢说话了。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的吴冠中,在当年的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美协常务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吴冠中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开火:“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样的第二,永远是第二,艺术永远上不去。我说,这个看法有问题,应该辩论。”整个会场竟没有人敢接他的话茬儿。冷场半天,文艺界列席会议的领导人王朝闻说:“政治标准第一的话还是对的。”

   会议结束不到两周,吴冠中看到报纸上出现了批判自己的文章。“从艺术观点到人身攻击,什么都有。”他回忆道,“幸亏作协开会,作家们也提了同样问题,否则我肯定有苦头吃。”不服气的吴冠中把自己多年对美术的思考写成了《绘画的形式美》、《内容决定形式?》、《关于抽象美》等文章,在《美术》杂志发表,在美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当时的美协领导江丰在全国美术工作者会议上讲话表示,不赞成、不提倡抽象派之类的现代派艺术,认为堕落的欧美抽象派理论,将使“我们的美术向资产阶级自由化蜕化”,“其作用在于干扰社会主义美术的发展方向”。

   在众多争论当中,最有趣的是全国青年美展上人体画引发的讨论。画家蔡若虹发表文章称:“崇拜裸体画,高喊人体美,这一陈腐的、连西方资产阶级也懒得喊叫的口号,是买办思想在美术界最典型的体现。”吴冠中在《美术》杂志发表《造型艺术离不开人体美的研究》,文章强调“人体美是造型艺术天经地义的基本功”。

1997年,吴冠中在《中国文化报》发表《笔墨等于零》。这篇文章在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吴冠中的观点被批评者认为是“在挖传统中国画的祖坟”,“传统中国画的代名词可以说就是笔墨,怎么能说‘笔墨等于零’呢?”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仃坚决反对吴冠中的观点,他认为笔墨作为中国绘画的细胞、灵魂,是支撑中国画的构件元素,笔墨也是一种专属的文化结晶。  

   采访中,吴冠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其实中国传统的笔墨我临摹得不少,从宋元到明清许多画我都临摹过。但作为一种艺术,你不能总重复前人,没有改变没有独创性。儿子孙子应该比爷爷强嘛,不能老是不如爷爷,那太没出息了。”      

   看多了美术圈的是非,2007年3月,在政协文艺小组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的吴冠中就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当着分管文化的中央领导的面,建议对画家实行“以奖代养”。因意犹未尽,后来写成了《奖与养》。4月份吴冠中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进一步提出,文化体制改革应该“取消画院,取消美协”,实行经费断奶,认为:“美协是个衙门,文联也是这样。谁都来管文艺,结果文艺上不去”。

   7月18日,吴冠中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奖与养》,延续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改革美协、画院”、对画家实行“以奖代养”的思考,话题还涉及美协、画院民间化、美院扩招、公正评奖等。      

   7月23日,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院接受《青年周末》采访,对吴冠中进行回应。文联和美协方面认为吴冠中不参加文联、美协的活动,“对他们的工作情况不了解,文联、美协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龙瑞认为吴冠中“取消画院”的说法不公平,并指责吴冠中“想把我们民族文化全搞坏了”,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前不也是这些机构里的?这会儿干吗对这些机构咬牙切齿的?”  

   对着这场争论引起的满城风雨,成为焦点的吴冠中却拒绝了多家媒体,保持沉默。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他出版了自己的美术作品集《吴冠中全集》;回杭州母校中国美术学院办了自己的个人艺术展。吴冠中在北京家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3个多小时的独家专访时说,“我这么一把年纪了,我要说真话。”

烧画;叛徒  

   在活着的画家当中,吴冠中的价格是最高的。2006年末,他的油画《长江万里图》在北京一个拍卖会上以3795万元成交,这个价格不仅刷新了他个人作品的最高价,也创下了当时内地中国油画作品拍卖最高价。

   市场如此青睐吴冠中的作品,但吴冠中却依然保留着定期焚画的习惯。在他的艺术年表中,记载着他两次烧画经历,一次是1966年,“文革”初期,他把自己回国后画的几百张作品和从法国带回来的外国画册和书籍,全部毁坏后烧掉;另一次是1991年,他的画在市场上价格已经卖得很高了,他把自己在二十多年里不满意的作品集中起来,一次烧毁二百多张作品。  

   日常生活中,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吴冠中的习惯是一烧了之。“作品表达不好一定要毁,古有‘毁画三千’的说法,我认为那还是少的。”吴冠中说。

   因为对国内的美术教育不满,吴冠中不让自己的儿女学画画。作为教师,吴冠中希望自己的学生有独立的思想和艺术追求。他说,“艺术家有师承的话,我觉得很可耻,如果我教的学生作品都像我的话,那是我教学的失败。”

   1992年,吴冠中和自己的学生办了一个画展,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把一些画得好的学生带起来。吴冠中给这个画展取名“叛徒画展”,意思是学生和老师的作品艺术风格完全不一样,结果美术馆坚决不同意,只好改成师生画展。

   画画一辈子,吴冠中始终反对拉帮结派。“美应该是个人的,艺术怎么能‘派’呢?它是很微妙的一种个人感情表达。”回国工作多年,吴冠中从没有加入任何艺术派别,就是一个人画自己的作品。

   让吴冠中高兴的是,如今的大会堂、机场、宾馆,都不再强调宏大主题的集体创作。中国新建的驻美大使馆,在选择美术作品时,不再着眼于意识形态,主动要求挂他的风景画。

   因为老伴身体不好,吴冠中很少外出。大多数日子,他住在方庄小区一套装修简陋的房子里,写字、画画、读书、写作。偶尔外出参加活动,他绝不在外吃饭,忙完事情就回家。

   吴冠中书房的书架上,有一格摆的都是不同版本的鲁迅作品。“鲁迅是绍兴人,他笔下的风土人情跟我的故乡是一样的,他的不妥协和坚持,让我非常敬仰。我一直想做个说真话的人,我用几十年的人生实践去做到这一点。现在我经常想,如果鲁迅还活着,在今天这个环境里,他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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