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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移民”与“精神移民”

2007年09月30日

/徐强

 

所谓移民,就是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或者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移民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气候的、环境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也有可能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引发规模不等的移民。

 

《诗经·魏风》有一首题为《硕鼠》的诗,是讽刺魏国统治者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意思是说,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把你们喂饱、养肥,你们却忘恩负义,贪得无厌,实在太可恶了,我们要离开你们这群王八蛋,搬到可以安居乐业的“乐国”去。这首诗表明,人民群众并非像统治者想象的那么愚蠢,一旦他们觉醒过来,就会采取反抗行动,至少,他们明白惹不起还躲得起的道理,受不了就搬家,不能乖乖等着别人来宰割。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草民想搬家,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搬到哪里都是一片漆黑,干脆懒得搬了,倒是当官的像候鸟一样,把这个地方的百姓吃得人不人、鬼不鬼之后,扑腾几下翅膀,又飞到另一个地方,继续搜刮民脂民膏去了。

 

常听人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什么什么的大国,综观历史,不妨可以为这一“作文通则”增添一个例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移民的大国。这是由“特殊国情”决定了的。二十五史浩如烟海,横看成岭侧成峰,有人看到和谐,看到文质彬彬,看到歌舞升平,老实说,我翻来翻去,隔不了几页,就能看到蝗灾、水灾、饥荒、瘟疫、战乱、匪害、苛捐杂税、政治腐败……种种不和谐因素,导致了连绵不绝的移民现象,规模较大者有“走西口”、“闯关东”、“下江南”、“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等。有学者把移民之中居无定所、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的人,称为“流民”或者“游民”。洛伊宁格尔曾说,中国“历代王朝无一例外地都毁于流民之手”,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并非无稽之谈。流民中的“大佬”们,除了烂命一条,几乎一无所有,因此天不怕地不怕,极具破坏力。历代农民起义,细究起来,其实有不少是脱离了土地的流民的武装反抗。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农民领袖如李自成、洪秀全,都在流民之列,即使做了皇帝、成为领袖,他们身上的“流氓气”和“土匪气”还是会间歇性发作。出于对造反的恐惧,开明的统治者也会采取一些减免田租、户籍登记之类的安抚、控制措施,防止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和流动。但这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皮毛功夫,无法从根本上跳出流民造反循环往复的怪圈,正如杜亚泉所说,“秦始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既不是变更政治制度的“政治革命”,也不是革新经济制度的“社会革命”,只能称为换汤不换药的“帝王革命”。

 

上述所说的移民现象,可称为“身体移民”,也就是行动上的移民,人们真正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旅程,“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汉娜·阿伦特在《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文中,曾提到“内向移民”(inner emigration)一词。所谓“内向移民”,也可称为“精神移民”,这是感觉上的移民,人们并没有离开桑梓之地、父母之邦,只是在精神上退回内心深处,“退缩到思想和情感的个体性之中”,换言之,即是“从世界向隐匿处、从公共生活向匿名状态”的逃离。阿伦特是在谈论纳粹德国的历史时提到这一概念的。她的意思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浩劫、一场灾难之后,尤其是大多数人都必须对这场浩劫、这场灾难不同程度地担负责任之时,人们会有一种尴尬难堪的“集体犯罪”的感觉。为了使早已伤痕累累的灵魂不再遭受伤害,大家都不愿意旧事重提,而是暧昧地采取了“集体回避”的态度,仿佛这段历史可以在脑海中洗掉,从记忆中擦掉,好像它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即使发生过,也似乎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人们对历史的“精神移民”也有可能不是自发自愿的行为,而是迫于官方的压力,不得不苟且隐忍,就像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只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点一盏灯,独自“醒着数伤痕”。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开篇讲述的那个历史故事,永远让人印象深刻:捷共总书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站在宫殿的阳台上,面向聚集在广场上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紧靠着他的是其亲密战友、外交部长克莱门蒂斯。天正下着大雪,克莱门蒂斯摘下自己的皮帽,亲切地戴在了总统头上。这张照片被宣传部门印制成宣传画,广为流播,还被印在课本上、挂在博物馆里。几年之后,在一场“清洗”运动中,克莱门蒂斯因为“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又即刻让他从历史上消失,自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中消失了,惟一和他有关的,只剩下总统头上那顶皮帽。类似的事情,也曾在苏联发生。赫鲁晓夫下台后,他的名字就彻底从报刊上消失了,连教科书里也不允许有这个名字存在,致使很多苏联中学生误以为斯大林之后的执政者就是勃列日涅夫,完全不知道中间曾经有过一个“赫鲁晓夫时代”。(述弢《<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命运》)根据长官意志编写的历史,不再是事实真相的忠实记录,而是政治宣传品,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可以任意篡改、歪曲和粉饰,即使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人物,也能够像玩七巧板一样,拼成一幅政治正确的历史画卷。这种只许高唱赞歌、不准怀疑更不准追问的画卷,实在和普通公民没有多大关系,人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在心底里,已经开始大规模地撤离现实、“精神移民”了。

 

不仅仅对历史是这样。大凡公众没有监督权、知情权,没有参与自由、表达自由的事情,人们都会漠然置之,产生“局外人”的心理:事情是谁的事情?政府是谁的政府?国家是谁的国家?和我有何相干?闻一先生在《解体岁月》一书,如此叙述苏联解体时他在莫斯科的观感:“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地消失之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也好。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毕竟什么也没有……”

 

——1500万苏共党员,2亿9千万苏联人,每个人的双脚都还站立在苏联的土地上,却惊人一致地进行了“精神移民”,完全从精神上逃离了这个红色的国度。怪谁呢?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7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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