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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平心静气说黑窑

2007年06月21日
黑窑善后似乎已到高潮。到了高潮,也就接近尾声了,似乎可以总结一下自己了。

    昨天鄢烈山兄写了篇文章,说他对黑窑事件并不震惊。看了文章,我得承认他的逻辑是对的。冷静想一想,黑窑事件,原本确实不应在我的意料之外。最早可能是在七八年之前,我就听说黑窑了。一个河南人告诉我,说他家乡附近有个砖窑,工人都是拐骗来的,来了之后没有任何自由,连晚上睡觉,都要把衣服脱光交给工头看管才能睡,目的很简单,他们赤身裸体就没法逃了。他们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一分钱的工资没有。还说有几个想逃的被工头打死了,尸体拉出去埋在沙地里,埋的很浅后来还被发现了,但都没人管。那时我只是一个穷教员,很少与人交往,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加上那个河南人自己也很恐惧,没有交代黑窑的具体所在。所以只是跟学法律的同事商量了一下,彼此除了摇头叹息,都没别的法子可想。

    这方面我还听说过更惨的故事。那时收容经济还挺繁荣的,被收容的“无证人员”,一般的下场是到挖沙场当劳工,实际上就是奴工。据说年老体弱的,没有压榨价值的收容对象,就让铁路方面押走。铁路方面把他们押出省界后,往往一脚把他们从正在行驶的火车上踢下去,他们往往因此致残。

    再过几年,我离开大学去了北京。北京警察找我交流思想,我不胜其烦,曾提示他们,不妨把找我的精力,用来给农民工讨公道,比如那些被踢下火车的农民工就很需要他们。但警察听了只是笑笑,说他们也没办法,敢这么干的都是有背景的,他们去了也对付不了,甚至可能自身难保。

    报上的黑窑报道,不是经常,但偶尔看到。那些报道常常神龙见头不见尾,故事开了头,再就没下文了。老实说,我也没有追问的兴趣。为什么呢?慢慢我就觉得平常了。

    这就是说,我已经逐渐麻木了,有了一种审恶疲劳。刚开始出校门,到北京一家杂志社,那时很冲动。因为到了北京才知道,原来中国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苦难。不断有访民找到我的杂志社。于是打抱不平,介绍了几个冤案给主流媒体,几个冤案居然也报出来了。但结果我发现,报道用处不大,地方政府开始会紧张一下,但媒体关注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只要地方政府拖的起,拖到媒体不再关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脸,苦主这时一点辙没有。这样一来,非但帮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误了苦主。媒体报道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解决问题有希望,事实上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早该撒手。但媒体给了他们幻觉,他们就更来劲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们投入的、即浪费的生命成本更高。

    经历的这种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当初的冲动,往往下意识地回避访民。回避不了的,就尽可能把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劝他们早收手,早回家,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解决他们的问题需要无限的时间,但他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更可怕的,或者说最可怕的是,他们往往不只浪费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甚至往往拖家带口,把自己该上小学、该上中学的孩子也带上,把孩子也完全耽误了。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农妇,她的几个孩子就一直跟着她多少年风餐露宿。她的事情见报后,她好多次带着孩子到我办公室道谢。第一次见到她的几个孩子时我真的太震撼了,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把孩子也陪进去?后来她再带孩子来,我能躲就尽量躲着她了。

    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讲这些主要是想讲清楚一点,没有罗宾汉了。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都是卑微的,无力的,无奈的。根除那么多的罪恶和苦难,这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的责任,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能够胜任的。

    北京几年,彻底粉碎了我的自大狂。我不再相信自己能帮的上谁了。非但如此,我发现好心帮人有时反而起反作用。这个判断应该是大致不差的,我的朋友何三畏就正在印证我的这个判断。他也是热心快肠地要帮广州的一个农民工,鼓励那个农民工要敢于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人家听他的,就把老板告上了法庭。到了法庭才知道,农民工告状成本巨高,3000多块钱的诉讼费,对白领可能不算什么,但对农民工可能就是半年的总收入。那个农民工咬咬牙交了这3000多块钱,却什么结果都没有,跟老板的关系却更激化了,更站不住脚了。

    维权就是走媒体路线,就是走法律渠道,斗争,对抗,这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固有的理念。不排除群体性事件这一套可能管用。但个体遭遇的不平,这一套基本无用则是可以大致确认的。基于这种认识,我渐渐的就生长出一种审恶疲劳,能不介入的苦难和不平,尽可能不介入。

    正是因为这种心态,当媒体最初报道山西黑窑事件时,我没太在意。新京报第一时间向我约稿,要我点评山西黑窑,我拒绝了,这种事早就不新鲜,我能说些什么?这就是我当时拒绝新京报的理由。但最终这件事还是激怒了我,我最终还是不能不发飙了。

    最早激怒我的是新京报的跟进报道,报道说,窑主仅仅被判15天拘留。直觉告诉我那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起码涉及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怎么15天拘留就算了结了?当时我就把这则报道贴到了报社内部网,建议编辑部做头版,建议记者追踪报道——其实我这是马后炮,编辑部已经做了头版安排,记者也已经在火线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当时还承诺,如果本报报道出来,我力争做社评。

    很快本报头版就报道出来了。一气读完报道,一股血直往我脑门涌。奴工也就罢了,在我意料之中,我没想到居然还役使童奴。连几岁十来岁的孩子都下的了手,还有什么下不了手的?这种人不是畜生是什么?

    盛怒之下,当晚就写了《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叛乱》的檄文,可以说是一挥而就,从开笔到结稿也就半个多小时。写完了关机睡觉,打算次日投给南都评论版。但在床上睡不着,想来想去,南都再生猛也不可能发我这篇文章。既然纸媒发不出来,何不如干脆第一时间上网?

    因此从第二天起,几个大网站都有了我那篇檄文。我希望网上疯狂转载,我要首先把山西奴工事件的性质确认下来,那不是普通的事件,居然在文明时代还要复辟奴隶制,而且是比奴隶制更残忍的地下奴隶制,完全把人当牲口的地下奴隶制。这难道不是反文明,反人类的颠覆性事件吗?难道不是对我们的公共安全的最高级别的威胁吗?所以我把它定义为一场叛乱。我希望尽可能多的网友读到我的这篇檄文,清楚事件的严重性。

    现在看来,我的目的是达到了。那篇檄文,以及我后来呼吁军管洪洞县的另一篇檄文,几个网站的直接点击量加起来大概有50到60万,还不算大量的转贴。接下来的作用当然跟我这两篇檄文就没啥关系了,而只能归功于整个公共舆论。从定性为非法用工、劳资纠纷,到现在终于不能不承认是黑恶势力作奸犯科,不能不承认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并且承认需要全国普查,这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靠强大的民意和强大的公共舆论的直接推动。事件的真相不能说已经都揭示出来,真相或许还很远。但就我们已经知道的来看,事件的性质已经是不容争辩了。山呼海啸的公共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已经摆明:谁要想在事件的性质上搞走私,玩花样,肯定无法完全得逞。非要一意孤行,很可能要把整个的信用赔进来。这个风险成本太高,所以,仅仅定性为非法用工、劳资纠纷的尝试,最终还是不能不放弃了。

    这么长时间舆论一浪高过一浪,总也平息不下去,这种景观是近几年少见的。以往每当舆论达到高潮,相应的管制措施马上会跟上来,舆论高潮马上就会平息。但这次不同。这次民愤确实太大了,是个人都不会容忍。这种情况下,赤裸裸的封杀谁都不好意思,是个人都不敢赤裸裸地直接封杀。所以直到现在,最高级别的管制措施,也不过是要引导,不要炒作,如此这般,大意无非是你们可以说,但你们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续)我们曾经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处于分散之中,所以我们才卑微,才无力,才无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互联网成了最强大的粘合剂,正在把我们黏合在一起,把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变成每个人可以互通互联的巨大网络。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形成合力,我们终于开始有力量,我们终于可以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部分地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了。

    但是,有了力量,还需要理性地运用力量。盲目的力量是吓人的,会把人家也吓得盲目起来。毕竟,中国还没有完全告别国家主义时代,最强大的资源,还是在国家机器掌握之中。所以,既要显示力量,保持足够的压力,使其不能不有所忌惮,有所节制,但也不可过分激越,不要刺激野性。野性真要爆发出来,还是非常恐怖的,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那种只求一时痛快,要冲决一切,打倒一切的狂飙做法,看起来似乎很彻底,很英勇,其实要么是天真烂漫,要么是别有用心。一方面,一点点地扩张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互联网,让尽可能多的人互通互联,一点点地为社会积攒力量;另一方面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克制,既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让步,又不要指望自己全赢,而是要留一点空间,要给一点办法,要给一点退路,不要把人逼急了,不要撩拨野性。这方面,我们过去的代价已经够沉重的,该变得聪明一点。

    不放过任何博弈的机会,但每次博弈都应该是恰到好处。就这样稳健地博弈下去,不仅能博弈出规则,而且能博弈出价值。比如要把人当人,不可以把人当牲口,把人当牲口最终要付代价,这样的常识,就会因着此次黑窑事件而最大限度地深入人心,并直接反映到以后的规则修改之中。博弈不仅可以推动规则上的进步,更可以推动价值上的进步。而价值是什么?价值就是方向,价值就是灵魂。过度物化的当下中国,最缺的就是价值,最缺的就是方向,最缺的就是灵魂。而要补救这一切,端赖博弈。

    博弈在黑窑事件善后的全过程中,一直在推动进步。这么说不是庆功,不是丧事当喜事办。的确,博弈推动的这点进步是很可怜。不能把人当牲口,不能搞地下奴隶制,到了21世纪我们还竟然需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没办法,现实就是如此,甚至还要严峻。黑砖窑可怕,黑煤窑不可怕?黑作坊不可怕?在各个中心城市随处可见的,把拐骗到手的小孩当乞讨道具不可怕?其中还不乏故意把健康小孩弄残的。我们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罪恶和苦难其实一直朝夕相处,我们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罪恶和苦难常常擦肩而过。还有很多更可怕的罪恶和苦难,甚至是我们明明知道却现在根本无法讨论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更坏,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我们已经习而不察。山西黑窑事件不过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刺激了我们,惊醒了我们,让我们明白了我们真正的处境。

    所以我才同意鄢烈山兄的判断,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好震惊的。当初的震惊,现在冷静的回顾起来,的确显得有些可笑。我们的进步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起点。这很无情,但这就是现实。我们不是从零开始,我们根本就是从负数开始,我们的最低纲领因此只能是首先怎样消灭负数。这就注定了,我们现在的所有进步,都只能是一种可怜的进步,一种悲哀的进步,一种让人心酸的进步。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有这样的进步,所以即便是这样的进步,我们也需要,也必须花大力气去争取,一顶点点这样的进步也不可以放弃。

    看透了这一层,就知道怎么给自己定位了。不求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只求不断地推动,有一点点推动都是成就,都该高兴。用伯恩斯坦的话说,即运动就是一切,目标是无所谓的。无所谓目标,也就不容易失望,更不至于绝望了。就这样做一头老黄牛,不急不躁地坚韧地拉车,拉这辆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老牛车。或许这辈子根本到不了终点,那没关系,那就慢慢享受过程吧,拉着,并且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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