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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化下无辜的学生

2007年04月5日
教育行政化下无辜的学生
张鸣

      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在这里,我主要想讲一讲这“两化”对学生的戕害。 

  本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就存在一个从苏式的专才模式,到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的转型问题,从教材,教法,培养模式诸方面,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一方面要接受新东西,一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试验,摸索自己的道路。在经过多年封闭,加上文革破坏之后,应该说,局面相当困难。经过各方的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的变革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有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

  然而,恰是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由于中央政府,主要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高调介入,大量政府资金的投入,在资金投入过程伴随着行政控制的空前强化,在所谓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地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居然强行依靠大量贷款,大幅度提高学费,开始全国高校大跃进。其中学生由于处于衙门结构的最底层,因此所受到的荼毒最烈。

  首先,学生成了唐僧肉,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去啃而且啃得到的唐僧肉。按道理,既然学生交了高额的学费,那么,学校里的一切服务就不应该再收费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从对学生高收费以后,高校里,凡是涉及学生的事务,原本不收费的,现在都要收费了,原本收得少的,现在加倍了,小到打印个成绩单,复印个节目表,大到学生证,校园卡,一个成本不足两元的校园卡,能收到五十元。补考要收费,后来嫌收的少,干脆取消补考,强令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重修,交高额的重修费。由国家下拨的学生实习费,论文打印费等等,能拖就拖,能减就减,能赖就赖。连学校的后勤部门,也向学生伸手,电费原来全免,现在要自己付费,学校食堂享受国家的免税待遇,但服务质量,却每况愈下,各个学校虽说程度不同,但饭菜的质低价高的趋势却势不可当。更令人不解的是,饭菜质量差,却不允许学生不吃,如果学生发动“罢餐”,那么领头的人,肯定要被严厉处分。

  其次,学生成了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学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都可以随意支使学生,干这个干那个,甚至强迫学生帮老师做家务(真正出于学生自愿的不算),稍有不满,就将被打入另册,学习期间别想有好果子吃。带研究生的教授们,纷纷把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当成劳工,为自己做课题,从老师变成了老板。工科课题费高,还能付给点微薄的酬金,社会科学则往往分文不给,免费尽义务。很多教授从社会上以市场化的价格拉来动辄上千万的大课题,全让学生干,自己安享99%以上的课题费,以及相关的荣誉和知识产权。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能干的学生和不能干的学生都毕不了业,不能干的,老板不喜欢,自然毕不了业,能干的,老板喜欢,但要他长时间地付出,轻易不能放走,也毕不了业。

  其三,学生被培养成奴才或者愤青。人的大学生涯,本是求知欲特别旺盛,自主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产生各种歧见、异见,形成不良习行的时期,加之一代代独生子女的登台,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多少有点变形,心理不健康学生的比例,大有增加的趋势,更加重了大学教育的负担,需要学校加倍努力,小心应付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学衙门化过程中,官场文化的大面积深度复制,在教师变成学官的下属的同时,学生则成了下属的下属,奴才的奴才。学校的各种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听话,说的对要听,说的不对也要听,还不给学生任何解释,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从来没有想过给学生哪怕一丁点自治的机会。老师的要求,合理不合理,都要服从,老师讲的东西,对与不对,都要照办,否则,考试不及格。在这种权力的高压下,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听话的变成了奴才,不听话的,变成了愤青。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高调推行,使得教师的素质急剧恶化。在行政化衙门化的各种管理和评价体系中,只有听话,自甘做奴才的教师,才能得到正面的激励,分到领导剩下的一杯羹,而真正做学问的,坚守自己人格的教师,则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边缘化,因此,教师的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越来越劣质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坏事,教授们做不出来了。原本怀着崇敬心情进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老师,有着各种耀人头衔的老师们,居然都是这样的货色,渔利渔色,贪污腐败,侵占学生的成果,公开造假,甚至剽窃。心中原本尚存的一点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迅速崩解,人格遭扭曲,心灵被玷污,本来纯洁的孩子,很快就会变得道德沦丧,没有责任心,什么都无所谓。

  教师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问题。在教育行政部门数字化管理的目标体系面前,教师只能为完成数字而挣扎,或者取巧造假,教学认真的教师,得不到任何正面的激励,反而面临下岗、转岗的威胁。整个学校,最为马虎和将就的部分,就是教学。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由于考核指标重所谓的科研,轻教学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依然官样文章,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事实上,教学,越来越被教师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越来越得不到重视,随便缺课,请研究生代课,即使上课,也信口侃山,随意对付。面对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形势,学校没有精力,也不鼓励教师改善教学,变革教学方法,优化教材。教材的编写,变成了各个学校老师评职称,连带敛财的机会,教学方法的改革,仅仅蜗居在师范大学狭小的领域,其它学校,基本上无人操这个心。文科的学生,不知道如何查资料,不懂怎样检索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归纳整理。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教学,实习部分,往往被减了又减,甚至变成纸上谈兵。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目前大学生的培养,基本上还没有脱离文凭教育的范围,这样的学生,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当然,我所说的,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各个学校的表现形式,恶化的深度是不同的,对于某些学校而言,还保存有一点传统,恶化的速度还不那么快,人们似乎还能忍受,但是,无论南北东西,哪个大学,其实有一点其实是相同的,就是无论条件怎样,传统有无,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趋势都在加速,今天比昨天糟,明天肯定比今天糟。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均遗憾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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